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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文是在揭中國人的傷疤,也是在揭自己的傷疤,但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,只有勇于正視自己的缺點和毛病,才有改進和強大的機會。而作者描寫的這些現象,與其說是職員的劣根,其實更是中國人、中國文化的劣根性。
一、人人相輕
中國人不是文人相輕,而是人人相輕,只要想輕視別人,總有相輕的理由。比如北京人輕視外地人,上海人輕視外地人……就是不會相互尊重。
在企業里面,就表現為學歷相輕,學校相輕,崗位相輕。更搞笑的是理科輕文科,文科輕理科,市場輕技術,技術輕市場。我就常聽到“他們技術部的水平不行,解決不了什么質量問題”、“他們市場部的人員素質太低了,基本的產品知識都不具備”……這樣的廢話加屁話。都是一個公司的,別人不行要伸手幫忙,站在那里說風涼話能解決什么問題呢?
我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,每次大考,統計總分要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,然后依分數排名,根據排名自己挑座位,于是坐前面的就輕視坐后面的,老師還要說“你們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!”,估計中國人愛輕視別人的壞毛病就是那時候養成的。
二、缺乏團隊精神
人人相輕,自然學不會相互合作。加之私心重、視野窄、眼光短,所以中國人在企業里面非常缺乏團隊精神。
中國人很少會把團隊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。所以中國的職業經理人其實很不職業,就是沒有團隊精神,把個人或者部門凌駕于整個組織之上。開會講話都是“我們市場部”、“他們技術部”,聽起來不象是一個公司的,象有仇。
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中國人老愛做些糾枉過正的事情,要么滅絕人性的搞**主義,要么把西方的個人價值觀夸張到極端自私的地步。一個社會也好,一個企業一個組織也好,應該是我為人人,人人為我。不合作,就是不利己,都強調自己,漠視別人,這個國家不會進步,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國奴。
缺乏團隊精神,企業內耗就多了,在我們公司,有40%的工作時間是去解決內耗的,因為部門間的摩擦太多,個人間的摩擦太多。所以我就感慨,老外幾萬人的公司都管得好,咱們中國企業百來號人就象一盤散沙,這不是一個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問題,而是一個文化的問題。
三、疑心大,不誠信
人與人之間特別不坦誠,大家總是相互猜疑,經常聽到這樣的話“我知道他是這樣看我的……”、“他肯定在老板面前說了我的壞話……”,人前不說真話,人后亂說壞話。于是,企業的市場問題、生產問題變成了人際關系的問題,簡單的問題搞復雜了。
中國人從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別人,到了讀中學的時候就會耍政治手腕了,剛才還在一起踢球,轉身就找老師打小報告。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輪流安排人寫紀律監察報告,中國人活得不陽光,就是這樣被教化出來的。
不講誠信也是從小養成的壞毛病。我媽媽從小教育我不準撒謊,但她自己卻沒有做到,鄰居來借油明明有說沒有,答應小學畢業跟我買輛自行車結果沒買,經常把公家的電池拿到自己家用……。所以中國人說謊跟玩似的,因為家庭教育跟學校教育都沒上好這一課。進了企業,就是對同事不講誠信,對老板不講誠信,對客戶不講誠信。。
我們跟老外打交道,有問題他們會當面指出,不管多難堪,但這并不妨礙他吃飯的時候跟你談笑風生。所以老外開會,會上可能有 10種聲音,但會后只有1種聲音;中國人開會,會上沒人說話,但會后可能有10種聲音。我們老板開會結束時通常會問“大家還有什么意見?”全體沉默。一出會議室,跑到自己辦公室門一關就開始開部門小會了,靠。
四、蔑視制度
中國公司的各種制度不少,就是基本上沒人遵守。這里面有兩個問題:一是制度設計本身有缺陷,二是員工意識里根本就沒有對制度的概念。
中國人很聰明,但不知怎么把“制度”這個東西(包括制度的設計和遵守)總是搞不好。我是學法律的,我一直認為美國今天之所以這么強大,就是立國時把管理國家的體系和制度設計好了,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設。西方人的制度設計有時候是可以用“精妙”形容的,而且對制度的執行在我們看來近乎呆板,而中國人的聰明之處則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,都可以把它回避、歪曲、改造,直到這個制度等于沒有。
我上任以來推行制度化管理,其中的辛酸不足為外人道。很多員工暗地里說我是老板的監工,為了討好老板不惜犧牲群眾利益,真是比杜娥還冤。企業從40人變到200人,管理半徑變大,價值觀的沖突變多,沒有統一的制度就會變成一盤散沙。可是我們的經理們憑感覺管理慣了,用制度管理別人不習慣,用制度約束自己不習慣,員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習慣,所以上下一心蔑視制度。
前年我那個小舅被判了7年,出來后40歲,這輩子估計基本廢掉了。我想就是他因為以前在我媽的包庇下,習慣性地蔑視國家法律制度。所以說,制度決定習慣,習慣決定性格,性格決定命運。
五、政治敏感度太高
中國企業的內耗多,有個原因是說實話的成本太高。大家喜歡猜來猜去,相互間不信任,本來只是工作上的問題,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,所以都不說實話。比如我對一個經理說“你處理這件事情有問題”,他可能會聯想到我不喜歡他這個人,有意針對他。然后他會思考我為什么不喜歡他,是不是上次請客沒有叫我?最后一定會找出一個理由來,于是誤解就造成了。所以我現在強迫自己說實話,說出來至少還有消除誤解的機會,不說連機會都沒有了。
中國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,多半是**那會遺留下來的,再就是東方人特有的含蓄。不是說含蓄不好,非要學老外在大街上裸奔,但是含蓄得過了頭,就顯得有些小氣和陰暗了。其實相互不信任會活得很累,自己累,別人也累。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?就事論事就完了。
一個企業里面的政治氣味太濃,跟老板也有關系。如果老板的控制欲太強,且以支配比他學歷高的職業經理人為樂,那這個企業就極有可能成為清宮戲里的朝廷,明爭暗斗,不亦樂乎。中國的民營企業搞著搞著就這樣了,所以搞不長。
六、犯“君子”錯誤
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壞人不多,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樣。但中國人很喜歡把“好人”與“壞人”這個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標準去評判一個人的企業行為。公司要炒人,就會有員工說:“他人很好,公司為什么要炒掉他?”
我從不認為我們公司的員工中有壞人,我只評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業人,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戀,那是他的價值觀和性取向的問題,并不能以此判斷他對公司的價值。如果對公司沒有價值,雷鋒我也不會要。
真正的錯事10件中有9件是君子犯的,比如***與**,斯大林與大肅反,小人并沒有多少犯錯的機會。中國人往往給“君子”一個錯誤的定義,然后用它來掩蓋事實真相。如果一個經理在符合組織利益的前提下做“君子”,與員工講情義,這絕對是一件好事,但如果是違背組織利益去對員工做人情,那么這個“君子”不僅毫無價值,簡直形同犯罪。
老外講“法理情”,把法律擺在第一位,但并不是我們在中學課本中學到的“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里,只有赤裸裸的金錢關系,沒有溫情……”,他們只是先把人性定為“惡”,再用法律和制度來預防;中國人講“情理法”,先把人性定為“善”,出了事再事后懲罰,結果法律沒有遵守,人情味也越來越淡薄,醫院可以看著病人死,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著歹徒殺人,
國內企業為什么很難做好績效考核,因為中國人喜歡做爛好人,不愿對別人作負面評價,所以績效考核搞不下去。其實在當“君子”的背后,掩藏的本質是我們的經理人缺乏自信,害怕對下屬作負面評價會引起下屬反擊而已。
七、推卸責任
我們公司的經理總抱怨老板不授權,權力太小,無法管理員工。可是遇到真正麻煩的時候,他們會把問題往老板那一交:“你看怎么辦?”
推卸責任的一個潛在心理意識是,看不見自己的問題。中國有句古訓:“知天知地知彼易,知己難”,所以我們公司搞培訓的時候,大家群情激昂,有如醍醐灌頂,可是一回到工作中,該犯的錯繼續犯。因為培訓那會老師講的問題他全分析到別人頭上去了,所以出了問題自然是別人的責任。
破壞環境是中國企業最推卸責任的做法。企業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得到1塊錢的利潤,也許我們后代用100塊錢的代價也不能彌補。所以老外推行ISO14000(環境管理體系)認證,表面上是一種標準,其實就是企業對保護環境的一種承諾,是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感。我們的企業自己對社會推卸責任,怎么去要求員工對企業負起責任?
八、缺乏包容性
一個人的成就有多大,取決于他的胸懷有多大。
與自己不喜歡或不喜歡自己的人相處,是對胸懷的一個極大的考驗。做大事的人的胸懷都是被反對者撐大的,就象李敖所說“男人的胸懷是被女人撐大的”一樣。摩托羅拉的總裁高爾文喜歡駕船航海,萬科的總裁王石喜歡登山,那都是練胸懷去了,人面對大海和高山的時候,心胸自然開闊,連心思都要透亮些。所以我總勸員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,多見見世面,多長長見識。老窩在辦公室那點地方,做手頭那點事情,怎么大氣得起來?有點事就急了。
我們搞計劃生育,人口是控制住了,但另一方面,獨生子會從小失去考驗自己包容性的機會。人要在一個環境中才能碰到矛盾,而人一生中要不斷地碰到矛盾,沒有包容精神,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,怎么跟別人合作?怎么解決矛盾?所以中國人缺乏團隊精神,也和包容性有關。
九、缺乏文化性
把包容性再延展開來說,就是文化性。人類創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,它們分別發展著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,我這里說的是后一種。
我始終認為,中國過了“五四”運動以后就基本沒有文化了,到了**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丟了。其實中國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東西,結果我們沒有發揚,卻被新加坡發揚了,被韓國發揚了,最壞的是被小日本發揚了。
中國人喜歡形式主義,以為發揚文化就是上硬件,比如搞幾個藝術節,修幾座古廟,找幾個和尚念念經。人民到了放長假的時候在人山人海里遛一圈,就以為自己文化了。其實文化不是這些物化的東西,它是一種精神的力量,是以人為載體的。窮不是不要文化的借口,因為沒有文化會更窮。中國的企業做不長,做不強,技術和管理是表象,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企業家精神和企業文化。別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場經濟和企業,那種文化傳統和底蘊是一種氣質,不是畫個濃妝就學得會的。現在國內有些企業一進去要軍訓,要把企業編的文化手冊倒背如流,那不是企業文化,是受迫性**。 |